中国农村正在告别“人多地少”
2008-05-05 12:0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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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各个地方来说，仅仅“消灭农民”、将农民吸收进城镇是不够的，要创造更有效的政策环境，引导农民更好地运用手中的土地经营权利，推进农业升级，使土地资源真正成为农民增收和小康致富的不竭源泉。
常与居在乡间的父亲通电话。前几日与父亲在电话里聊天时，不经意间谈起村里一些人家的变化，父亲告诉我：
常与居在乡间的父亲通电话。前几日与父亲在电话里聊天时，不经意间谈起村里一些人家的变化，父亲告诉我：
住在吾家门口的一位叔伯，不久前也全家搬到别的地方，抛田丢地办养鸡场去了，现在还常年留在村里的人家，已经越来越少；村里的那些水田，还在种水稻的，也已经越来越少，不是抛荒，就是改种了别的东西，平时吃的大米已基本是靠买；村庄越来越安静了，到处草深木长，整天看不到多少人在走动。
今天这家走了，明天那户搬了，最近几年来，每次与父亲通电话，总能听到这样的消息。记忆中那个热热闹闹、春来稻田泛绿入秋漫野金黄的村庄，不经意间业已是记忆。那片正在陷入沉寂的乡土，在我去年全家返家期间，就感受得特别强烈。不见年轻男女，只有稀稀老弱妇幼，而到夜晚，曾经熟悉的狗吠声也难于听闻了。
这个皖东南的小村庄，近年间无疑发生了深刻变化。而最大的变化则是人口。在本文作者还是个中学生的二十年前，村庄一度住有29户人家，常住人口144人，村民主要靠种水稻为生，间或做些小生意。20世纪90年代以来，村中青壮男女开始拖家带口到城镇寻找工作机会，十几年过去，如今因外出务工或孩子考上大学移居城市，已使村庄减少4户人家，常居人口不足二十年前的一半。还有7户人家，家里唯一的孩子最近几年由于在城市上大学或打工，也已事实上成为“城里人”，不太可能如他们的父辈一样还以祖居之地为归宿，这意味着顶多二三十年后，村庄还将减少7户。而继续留下来生活在村庄的，每户人口的数量也在减少。上世纪80年代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深刻改变了村庄的生育结构。村庄青少年是以男孩居多，而且最近20年来，除4户之外，只要头一胎是男孩的，就不再生育第二胎，而且不再有多生的意愿。
安徽老家所见，实际上乃是当代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尽管不同的地方情况有所差别，但总体来说，趋势是相同的，那就是中国农村在逐渐萎缩。这种变化，按照社会学家或者现代化理论家的话说，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正给中国带来“农民的终结”，农村人口已大量向城镇转移。以数据来说明问题。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尚不足18%，到2007年，这一数据已提高到45%，而到2020年，预计将达55%。城镇人口增加意味着什么？其中之一就是农村人口的大量缩减。
农村人口减少与农民的非农就业直接相关。据人事部公布的资料，目前农村有两亿以上农村人口非农就业，进城务工的占到1.2亿。如此大规模的“农民进城”和非农就业，长时间积累下来所形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农村可以向外转移的“富余”劳动力越来越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全国2749个村庄的调查表明，3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每个村平均拥有299个，东部为323人，中部为260人，西部为298人。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就业构成看，常年外出打工或在本地从事非农业的劳动力每个村平均有154人，东部有182人，中部有120人，西部有144人。该项调查还发现，74.3%的村认为能出去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已经外出打工了，只有1/4的村认为本村还有青壮年劳动力可供转移。而2007年9月重庆市农办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目前重庆市全家外出的农民工已有85.88万户，占农户总数的11.96%；全家外出农民工人数224.17万，占外出劳动力总数的31.74%。
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流动，一方面使农村日益萧条，另一方面，也在为中国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创造条件。长期以来，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一大障碍之一，乃是农村“人多地少”，农业经营难以规模化。外出打工的越来越多，在乡务农的农民可以耕种的土地规模，当然也就在逐渐扩大，这就为农民灵活运用土地资源、走出“人多地少”困境和利用土地实现小康致富提供了契机。
在乡农民的出路很大程度上在于土地。土地过于分散，就难以实现农业的产业化，也难以进行市场化运作。目前我国2.5亿农户平均经营规模只有0.48公顷，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是“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为主体的格局。“小”即农业生产规模小；“全”即农业的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程度很低，农户家庭经营几乎要独自完成农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散”是指农户分散经营，相互之间缺乏分工协作。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农业生产只能保证温饱，而不能保证致富，土地无法成为农民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利资源。
如果提高土地流转程度，使农民利用土地的规模扩大，土地就可能再次成为农民增收和农业复兴的源泉。德国在上世纪60年代的国土整备方案，为扶持农村和农业发展，其中政策之一就是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法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以来的农业振兴，同样力求保障农业生产的规模。没有规模就不太可能有效益。当然，值得指出的是，与美国、阿根廷等国大农场较多不同，德法等国所常见的则是中型农场。
农村人口大量减少，以及中国人的食品消费结构已发生由求数量满足到求质量提高的转变，正在使中国农业复兴和农民就地就业面临一次新的发展机遇。这种机遇，还随着国家一些方针政策的调整而越来越显露。根据主体功能区设计、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规划即是一例。去年6月，重庆、成都已被国家设为城乡统筹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市新任市委书记薄熙来去年年底到任后，则提出重庆市下一步在城市建设方面要着重抓好的三件事之一，就是解决好农村人口有序进入城市和城乡统筹发展问题。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越多，留在农村的人口就越少，农民可以利用的土地规模也就越大，农业升级和产业化、市场化的前景也就越来越广阔。
现代世界的一个主题是“消灭农民”。对于中国各个地方来说，仅仅“消灭农民”、将农民吸收进城镇是不够的，要做的另一篇文章，就是在农村人口大量减少之后，要创造更有效的政策环境，引导农民更好地运用手中的土地经营权利，推进农业升级，使土地资源真正成为农民增收和小康致富的不竭源泉。（作者为北京战略研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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